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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任
Thomas Friedman说世界是平的。科技已经把世界联系起来，世界变了，国家变了，社会变了，大学变了，大学图书馆变了，图书馆员当然也变了。其实，历史上只有一样事情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变”。
世界在不断地变。科技的发展使世界高速度地变。我这个已经变得很老的退休图书馆员实在不应该讲话。因为我今天说的话明天一定会变为错误的，也许现在就已经错了。
但是我不能不说话。因为Thomas Friedman说，现在世界是平的。在一个平的世界里，世界不是世界，一个国家不是国家，一个大学不是大学，一个人不是人，我也不是人，而是世界的一份子。大家都是世界的一份子。作为世界的一份子，一个人不能只想到自己，必须想想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发挥什么作用？
一个像我这样的退休的老图书馆员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我真说不出来。不过今天在这里看见那么多同行，学者，教授们来开会讨论图书馆的发展的确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一个老图书馆员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钱存训教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记录，他的生平是为人的模范，他的藏书使年轻和后代的学者得到非常宝贵的知识和历史的教训。他将藏书送给南京大学就是在中美文化交流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不能同钱教授比。我的知识和经验都很有限。我只能用我很有限的力量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推行“赠书中国计划”。
这计划主要的目的是想帮忙这个大学图书馆加强馆藏。在“科教兴国”的号召下，中国大学图书馆的任务非常重大，必须要大量增加馆藏，而且要设法补充过去多年来所缺的书。
在电脑非常普遍的今天，许多人以为书籍已经不重要了。甚至有人以为图书馆只要多装几个电脑就可以满足读者的需要。这是一个错误。上网可以找到许多书目(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但是能够找到全文的书只是世界上所有的书的很小部分。如果要将世界上所有的书的全文都上网，那是一个“远大而渺茫”的工作。图书馆不能因为有电脑就用不著买书了。美国大学图书馆每年采购纸版书的数量并没有因为电脑而减少，反而更大地增加。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图书馆的确有很明显的进步。谢谢香港的邵毅夫，许多大学都造了漂亮的新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建国以来的发展，再看看现在这个很平的世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馆藏建设方面还有一条相当长的路要走。
建国以来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的确是一条非常艰苦地道路。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奋斗的图书馆员们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激。造成那样艰苦的情况的原因很多。外汇不足造成书费的缺乏，图书馆学系太少造成专业人员的缺乏，待遇太差造成优秀人才的缺乏，中美关系的割断造成信息的的缺乏，大学改制，教研放开，造成研究资料的缺乏。这些是几个比较明显的原因。由于这些以及其他的原因，研究型的大学的图书馆的馆藏就不够应付现在师生的需要，馆藏建设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馆藏建设的方法很多。我创办的“赠书中国计划”不过是帮助馆藏建设的一个方法。这计划最主要的工作是收集北美教授和专家的私人藏书，图书馆的重复本，和出版社的存货，送给中国大学的图书馆。增加图书馆的馆藏，补充过去所缺的书，节省书费，同时帮助中美文化交流。
在创办这计划之前，我大概地研究了中国大学图书馆馆藏建设的情形，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在把这些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报告，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正。
馆藏建设的主要途径有三种：采购、交换、和赠书。
I．采购制度
中国经过长期的抗战和内战，建国初期外汇严重缺乏。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所能分到的采购西书的外汇当然很有限。为了避免外汇的浪费，政府把图书馆采购西书的外汇集中在一个公司。从国家财政开支里拨出很有限的一点外汇，由这公司统一采购。这公司开始叫“中国外文书店”，1973年以后改称“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当时大学和研究所图书馆基本上看不到国外出版社的书目和信息。在浩如烟海的图书海洋中怎样选购图书呢？这公司设立了一个编选组（后改为处），从世界各地出版社寄来的图书广告中挑选他们认为国内单位可能选购的书。按照书的来源，每月编出两种目录；一种是苏联和东欧的书，一种是英、法、德、和日文的书。由几个大图书馆、大学、或研究机构以单位的名义来订购。由于外汇很少，订阅刊物已用去很大部分的外汇，其余用來购买各文种和各地区新出版的書籍的外汇实在是寥寥无几。每月一本四、五十页的目录，能介紹的国外图书也不过三、四百本。因此有些专业长期看不到许多国外出版的新书。在1985年 我到长春参观长春地质学院的时候，我问他们的图书馆的馆长，他每月在那目录上能找到几本地质学的书？他很老实地告诉我，有时候一本都沒有。这还是自然科学领域，至于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书籍，由于当时强调意识形态的不同，能进口的书，确是凤毛麟角。
同一本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的书，需要数量稍多的，为了节省外汇，就由指定的出版单位来负责复印。光华出版社是接收了原来专门复印西书的在上海的龙门书店建立起来的。大学教学中一些实在需要复印的书，就由它来承担。（外国出版社认为光华是非法盗印，其实中国在1992年前并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复印西书并不犯法，只是对不起版权人而已）。复印的书、品种也很有限，主要是医学、数、理、化、工程等领域的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书很少，而且，复印的时候常常删去一部分。以前我看到一本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藏书建设“。这是一本美国出版的很好的图书馆学的教科书的中译本。但是这本中译本把那书里最重要的书目的说明和参考书目都删掉了。所以读者只看到馆藏建设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并不知道实际工作所需要的工具书。
我想当时政府采取集中選書，統一訂購的做法也许是考虑到许多大学图书馆缺乏选购西书的人才。外文书店的选书人的水平当然比许多大学的图书馆的采购人员要高些，所以可以提高那些较落后的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的品质。不过这种做法产生两种不利于全国的馆藏建设的后果。第一，因为大学图书馆没有直接采购西书，所以就收不到国外出版社的书目，就得不到许多新书的信息。第二，尤其嚴重的后果是限制了全国大学图书馆的总藏书量。因为大家都是从同样的一本目录上选书，除去重复本，全国大学图书馆的总藏书量就不会比那书目上的书多很多。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大学的研究所严重缺乏高水平的书籍,就是这种采购制度造成的。
当然，除了那目录里的书之外，图书进口公司也替研究人员采购他们要求的书。那些书是为专题研究用的，由于“教研分开”，那些书大都会存在研究机构，不在大学图书馆。
在改革開放之前，大学是教学机构，不是研究机构。大学生在校只有三到五年，所需的书有限。所以大学图书馆藏书不多，对教学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大学成立了研究所，馆藏不足对大学的发展就相当不利。
II．政治对馆藏建设的影响
造成中国大学图书馆藏书不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政治的原因。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使图书馆员成为“惊弓之鸟”，很怕收进政治不正确的书。多收多错，少收少错，不收不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馆藏建设是很困难的，西书的采购尤其困难。没有几个大学图书馆敢采购许多官定的书目以外的西书。
举一个例子，管理学是现代化很重要的课题。1995年我从荷兰莱顿大学退休回到美国，不久就收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袁运开校长的一封信，要我九月起在师大讲学一学期。他而且指定我讲的课程的题目是“图书馆现代化管理与问题研究（包括从藏书建设到读者服务全过程）。“我因为在国外太久，许多管理学上的中文名词不知道，所以就拿了一本“新英汉词典”（香港三联书店1976年出版）查阅中文翻译。管理学上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是motion-study.那词典的翻译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加强剥削对工人工作所作的）动作研究“。在政府没有提出管理现代化的口号之前，那一个图书馆员敢买一本管理学的书？
“文革”的时候，大学的西书采购几乎完全停止。1978年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拜访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西书采购的梁思庄副馆长。她是梁启超的女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1935年毕业，是我的老学长。那时候她已经是70岁左右。那时候中国女的退休年龄是50岁。她这位逾龄二十来岁的老人还在工作。我很奇怪，就问梁大姐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在工作？她叹了一口气说﹕“文革的时候，北大图书馆采购西书的外汇被四人帮冻结了。北大已经十年没有买一本西书。现在可以买书了，但是全馆没有一个人知道选购西书的方法，所以我这个老太婆不能不来帮忙。”
后来我问了几位大学图书馆界的老人“文革”时的情况。他们所说的虽然不像梁大姐说的那么严重，“十年没有买一本西书”，不过他们都承认“文革”时的大学图书馆的确收购很少西书。
“文革”过去了，改革开放开始。许多大学都成立研究所和研究院。这些大学就从本科大学变为研究型的大学。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同本科大学的图书馆不仅性质不同，而且在藏书量上也有很大的差别。美国本科大学图书馆所需的书大概不会超过二十万册。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的藏书量要大很多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有920多万册，（不包括杂志）外加缩微胶片520多万单位，档案280万件。耶鲁大学图书馆藏书有1，200多万册。哈佛大学有1，500多万册。
中国如果要把本科大学图书馆变为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不是加一点书费就可以做到的。因为几十年“闭关自守”时代没有采购的书，许多已经绝版，现在有钱也买不到。必须要用其他的方法补充起来。
III．国际图书交换
馆藏建设的第二个途径是交换。国际交换不仅可以节省外汇，而且可以得到许多难得的书刊和资料。大学图书馆间的图书交换对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有很大的作用。大学出版社的书是可以买到的。但是，除了出版社外，大学各系，各院，各研究所常常出版许多高水平的书刊。因为太专业、水平太高，所以不能商业化，只能作为非买品，在同行中流通或交换。
1961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到康乃尔大学图书馆，替康大发展中文图书的馆藏。我到那里之后在图书馆里发现一封旧信，是北京图书馆写来的，要求交换图书。我问主管交换的馆员有没有同北图交换？他说没有，因为寄去的书都给美国邮局退回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韩战时候美国政府有一个命令。除了第一等的邮件(First Class Mail)外,任何邮件都不能寄到中国。这命令那时候还有效，所以邮局无法将书寄到中国，康大就无法同北图发生交换关系。不过康大图书馆不知道这命令只能用在寄到中国去的邮件，并不包括属于英国的香港。香港邮局同意替中国转信。所以我在收信人（北京图书馆）的地址的最后一行写上“via Hong Kong’（香港转）三个字，书就寄到北图了。康大图书馆就同北图建立起交换关系。这个国际图书交换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过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以后不要再发生。
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中美关系还相当敌对的情况下，进行两国间的图书交换是要特别小心。有一次北图要求一个高科技的会议记录作交换。那记录是非买品，不仅在出版书目上找不到，而且在图书馆里也找不到。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好容易找到那会议的主持人，就写信请他给我一本。他寄来了，我一看里面有好多高科技的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报告能否寄到中国我实在不知道。为了慎重起见，我就写了一封信给美国国务院，问他们我能否把那会议记录寄到中国作交换？国务院回信说可以，我才寄给北图。这事情证明交换的重要性。它可以使图书馆得到有钱买不到的高品质的图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与学者合作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学者向图书馆要求那高科技会议的记录，图书馆本身恐怕不会想到要那样的资料。图书馆和研究人员的合作是提高馆藏的水平，发挥图书馆在“科研兴国“中的作用的必须条件。这种合作也使图书馆在这个平的世界里发挥文化交流的作用。
为了加强康乃尔大学图书馆的中文馆藏，我在1962年写信给一百来个中国大学的图书馆，要求建立交换关系。没有一个图书馆回我的信。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中国只有几个图书馆可以同国外图书馆发生图书交换关系，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和地质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是不可以有国际图书交换关系的。所以大学图书馆不能利用国际图书交换发展馆藏。
改革开放之后，大学图书馆可以同国外图书馆交换图书了。但是开始的时候，一方面缺乏经验和信息，一方面缺乏能写外文书信的人才，交换工作很难展开。国际交换不是一种很简单的工作。有些国际交换的习惯对中国并不适用。譬如说，有些国际交换是等值交换。这对中国很不利，因为中国的书太便宜了。要用很多书才能焕到一本西书。事实上中国出版社是国营的，许多书是政府津贴出版的。所以等值交换等于让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帮忙国外的图书馆。
另一个交换的习惯是等数交换，就是一本换一本。这种方法恐怕国外的图书馆很难接受，因为西书比中文书要贵得多。所以要建立一个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交换关系并不容易。建立成功一个国际图书交换关系不仅需要外文和外事的知识，更需要外交的才能。
IV． 寻找赠书
第三种建设馆藏的途径是寻找赠书。要找到赠书，首先要信息灵通。美国有一个图书馆员说笑话。他说他每天早上头一件事情是看“纽约时报”上的讣闻栏，看有那一位教授或学者去世了，他就同那家人联系，希望能拿到他的藏书。这可能不是笑话，而是一个寻找赠书的办法。我的确曾经用这个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私人藏书。不过这办法不能“操之过急”，你不能希望藏书人早死。
找到好书需要消息灵通，拿到好书需要交际手腕。让赠书人觉得赠书给图书馆不仅是兴学树人的善举，也是“流芳百世”。如果赠书很多，图书馆可以用赠书人的名字建立一个特藏，像钱教授的“钱文库”，让后世永远记得他。图书馆也可以在每本书上贴上赠书人的书签，让每个读者都知道那本书是谁送的。有钱的人往往喜欢送一座大楼给大学，不大喜欢送书给图书馆。大楼固然可以杨名，但是大楼会变旧，迟早要拆掉。赠书不仅可以“流芳百世”，而且书是“越陈越香”。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藏书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藏书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文化财产。他们去世以后，如果没有后人，或者后人不是同行，对他的书没有兴趣，他的藏书往往流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图书馆就有责任把重要的私人藏书收集并保存起来。
收集赠书可能是图书馆工作里成本最低，收效最大的工作。我的“赠书中国计划”在两年里收集了五万多册书。没有一本书是花钱买的，所有的书都是送来的。赠书人中许多是学术界的名人，除了钱教授外，还有名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美国工程学院院士王国金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李华伟教授，图书馆学专家李志钟教授，医师谢国煦和丘庆存，联合国高级职员张国和，张宝煦，张自存，陈琨，顾菊珍，王汝梅，航天专家张行，欧洲史专家袁澄教授，政论家赵景伦，日本专家哥伦比亚大学Henry Smith教授，汉学家 Zeldon Nelson 和 Phil DeLancy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Madeleine Zelin教授等等。以上是私人的藏书。许多其他的书是出版社和图书馆送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和纽约医学研究院图书馆（馆长贾英）送来大批的书。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的书由胡千里负责收集。
在收到的私人藏书中最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王念祖教授的藏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和东亚研究所任教，同时也是“中国与国际企业计划”的主任。到哥大之前他是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主任，到许多国家考察过，担任几十个大学的客座和兼职教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有用的建议，帮忙中国训练了许多企业管理和国际贸易的人材，是国际经济学界的权威人士。他在2004年8月突然去世，留下大批书刊和档案。他的太太和子女将他的全部藏书和档案都送给“赠书中国计划”。我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清理了他在办公室里的书刊和档案，清出一百多箱的资料。我们工作组的保延昭又从王教授家里搬来两批书。因为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是中国当代最有名的经济研究所，所以就送给南开大学。
V．档案
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图书馆不仅要有很多书刊，而且应该有档案。在中国，图书馆同档案馆常常分开。大学里只有收藏本校资料的档案，很少有给师生作研究用的档案。现在有些大学图书馆已经成为研究图书馆，应该收集作为学术研究用的档案。
档案有两种；机构档案和私人档案。公家机构的档案，如党政军单位的档案，一般保存在国家的档案馆。但是也有些单位把档案保存在自己的单位里。
国家的档案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的原始资料。但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兵荒马乱“造成大批国家档案的流失。1962年我第一次到台湾替康乃尔大学图书馆采购图书的时候，特别去拜访了母校中央大学的老校长罗家伦。当时罗校长身兼两职。既是国史馆的馆长，又是国民党党史库的主任。那时候从大陆退到台湾的官员很多，许多人没有事情。他一个人占了两个位置。我就半开玩笑地问老校长，“你为什么不让出一个位置给失业的人？”罗校长就笑著告诉我；“我这个党史库是真的，我这个国史馆是假的。党史库是从南京搬来的。国史馆在李宗仁当代总统的时候被李下令搬到广西。那时候兵荒马乱，运国史馆的资料的卡车半路上被军队抢去了。档案当然也全丢了。所以台湾的国史馆连一张纸头都没有，怎么能有馆长？但是政府的编制里有国史馆，这个牌子不能不挂。所以就让我兼了这个空头馆长。我接事后就开始收集各部会的档案。”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军管会接收了原国民政府的国史馆和国民党的“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收藏的史料档案。原来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管理。1964年改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馆不仅接收了在南京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档案，而且收集了全国各地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档案。这馆就在南京。很方便南京的各大学的研究工作。
私人档案本来就是很重要的原始资料。国家档案的大量流失更增加了私人档案的重要性。名人的档案的研究价值尤其高。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家里就有许多胡汉民的书信，是研究早期民国史重要的原始资料。台湾任卓宣手里有许多共产党早期的刊物，包括在法国的中文左倾刊物。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很多中美要人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师的档案，包括蒋介石、陈纳德、史迪威、杨格顾问、科克海军大将、斯诺夫人韦尔斯、荷马李将军、宋子文、和国际法专家金问泗大使、等人的档案。
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先生”(Mr. China), 远东学会创办人之一， 著名的“中国通“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的私人档案数量最大，内容也最丰富。我曾经问了好多中国史学家，”中山先生在1911年前在海外奔走革命，募捐宣传，他用的是什么护照？“许多史学家都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因为这答案不在任何国内的档案里，而在亨培克的私人档案里。中山先生用的是美国护照。
私人档案不仅能增加研究人员许多新的知识，而且能改正过去的错误。哈佛大学名教授Benjamin Schwartz 和 John K. Fairbank (费正清)编的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中共党史文件选集)是许多大学通用的中共史的教材。里面有几十个最重要的党史文件的英译本。第一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宣言“。我在胡佛研究院当东亚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在档案部找资料的学生告诉我他在一个私人的档案里找到一张那宣言的中文原版。我拿那中文原版同那书上的英译本一对，发现那英译本，不仅错误很多，而且当中缺了五页。我就写信问费正清教授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错误。他回答说，他编那书的时候没有看见中文的原版，是根据一个俄文的翻译本翻成英文，那俄文本显然是不全的。这事情就可以说明档案的用处。（这文件的原版在美国只有两份，一份在国会图书馆，一份在胡佛。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所有作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档案的重要性。但是要得到有价值的档案相当费力。在征求档案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对方的信任，在接受档案的时候要完全依照赠送人的意愿，在保存和利用档案的时候要严格执行受赠时的条件，保护赠送人的权益，更不能有违反国家法令的行为。政府也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档案法。否则很少人会意愿交出档案给图书馆。
如果一個大學的圖書館里有很多重要的檔案，不仅对师生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而且可以提高大学的學術地位。
VI．旧书和书源
也许是受过去教育的影响，有些大学图书馆的负责人有一种对馆藏建设不利的思想，就是以为旧书没有用了，现代化只需要新书。几年前我曾经收集了一些海外退休教授的藏书，想送给中国一个重点大学的图书馆。这图书馆的负责人告诉我国内高校图书馆的收书的原则说，“对于旧书，因为国内高校对近五年的理工和社会科学图书有兴趣，旧书的内容已被现代的内容所替代，因此这些高校基本不接受。“如果中国大学图书馆的采购政策真的像他所说的，缺乏旧书的情况恐怕会很严重。
人类的知识是长期累积起来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大都是旧书。科技的旧书刊也包含许多重要的知识。2003年7月29日的纽约世界日报（第H3页)上有一篇题为“冯卡门谈钱学森”的文章。冯是钱的老师。文章里谈到冯有一次在俄国的经验，他说：“我记得有一次在俄罗斯，一位女科学家问我是否知道关于运动荷载之下冰层的强度方面有些什么数学理论研究。我对她说，“哦，你一定是对在冬季如何将坦克开过布尔加湖感兴趣吧？”这位女士马上脸色发青，神情紧张。我笑着说，“不用担心，关于这个课题有一篇很有名的研究报告，是赫姆霍兹在一八七O年写的。”布尔加湖就在蒙古的边境，俄国的坦克车要开过那湖是什么用意？这137年前的文章同中国现在的国防研究没有关系吗？
许多年前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收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的一封信。他说，他有一位学动物学的朋友要我替他找一篇有关一种鱼的文章。我替他找到了。那文章是一百多年前发表的。也许那是有关那种鱼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由于許多內在和外在的原因，中国大学图书馆里所缺的旧西书很多。补充所缺的旧西书比买新西书要困难得多。因为绝大多数的旧书已经绝版，市上已经买不到，必须另找书源。
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源是国外的私人藏书。国外每年有许多学人和教授，在退休，搬家，改行，或去世的时候都要处理掉藏书。他们的藏书，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也很好。从数量来说，美国华裔的学人有几十万人，其中已经退休，去世，和有书可送的可能有十几万人。如果他们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意愿送书，以每人两千本计，就有两千万书。这还不算华裔以外的学人和教授。
从质量来说，教授和学人做了一辈子的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藏书中必定有不少高深的专业资料。许多资料恐怕中国大学的图书馆里很难有。这不仅是因为中外教研水平有差距，也是机遇的关系。有些老教授收集研究资料的时候正是中国“闭关自守”的时候。
另一个很重要的书源是国外的图书馆。美国的大学和研究图书馆不保存重复本。每年剔除的重复本很多。美国一般的公共图书馆没有很大的书库，经常要剔除旧书。让出位置给新书。其实许多剔除的旧书是相当新的，因为新版出来，就把旧版剔除，有些书年年出新版，新旧版中间的差别很有限。大学教科书常常出新版，并不是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而是出版社和作者要赚钱。
如果能利用各种书源，每年可以收到相当多的书。把那些书送给中国的大学，不仅可以增加图书馆的馆藏，而且对大学的教研工作也很有帮助。
在我创立“赠书中国计划”之前、我曾经问过一位中国大学图书馆的馆长，问他要不要我送书给他的图书馆？他说要，不过他说，根据国家的规定，进口国外的书刊一定要经过检查。所以要有书单。书单上要写明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和书价，最好还有书的简介。如果只有几本书，这样的书单也许可以开出来。如果要得到一位教授的藏书，这样的书单就根本不可能开出。一位教授的藏书至少有好几千，退休的教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没有体力开这样的书单。何况许多美国教授的书是出版社送的，他们不会知道书价。就是知道的话，几十年前的书价同现在的市价绝对不同。如果这种规定不改变，中国就不可能收到许多国外教授的藏书。中国就会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源和补充缺书的机会。
VII． “赠书中国计划”的提出
我知道美国有几个送书给中国的机构，他们的书是用集装箱运到中国。他们的书并没有书单。书检是在书到中国后由港口海关检查的。这种检查书的方法事实上比凭书单检查要正确得多。所以在我向教育部提出“赠书中国计划”的时候要求教育部给我“同等待遇”。就是用集装箱运书到中国，不必提供书单。周部长批准之后，这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这计划提出后很快就得到几位热心的朋友的赞成。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小姐，积极推进这计划。起先这工作小姐只有六个人---保延昭，水秉和，禤福煇，古兆中，陈宪中，和我。后来又加入杨正民，杨勋，洪伟塾，郝传东，周方，樊慰祖，胡千里、候文京、和宋安华等人。我们没有任何机构或基金会的援助，就靠自己几个人的气力和关系，找到纽约附近的教授和学人，向他们讨书。如果他们不能将书寄来，我们就自己去搬来。
陈宪中在他的“美国金印公司”里空出一间很大的房间作为这计划的仓库。送来的书就先存在那里。等到有够多的书可以装满一个集装箱，就装箱运到中国。
教育部批准了这计划之后就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由高教司教学条件处的李晓明处长当负责人，并指定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作为我们的收书站，负责办理报关进口的手续，整理、保存和分发赠书。这站的负责人是那图书馆的青岛国际教育交流服务部主任王雪凤。
这计划是2004年年底成立的。在过去两年多来，已经运了三个集装箱的书到青岛，总计五万多册书。有十几个大学图书馆已经拿到书。王主任特别把这计划的书放在一起。任何大学都可以到青岛去选书。
这计划要收集的书刊包括大学里所有的专业。人文，社会科学，理工，科技，医学，艺术等等都要。没有出版年代的限制，新旧书都要，也没有语种的限制，中外文都要。只要是大学和大学以上的水平的书刊都收。但是不收太普通的刊物。
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我们所做的对“科教兴国“真的同”杯水车薪“都相距很远。”百年树人“，百年建馆。世界上有名的大学都有一百年的历史，有些著名的大图书馆也有近百年的历史。馆藏建设是长期的工作。我们几个老”愚公“只是”抛砖引玉“，打一个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希望这小小的计划能够引起大家关心大学图书馆的前途。我们希望有人会给我们指导，改善这计划。我们希望有人会意愿帮忙这计划。我们希望这个小小的计划能够帮忙几个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我们希望这计划也能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一点点贡献。我个人尤其希望有一天我真的不再是人的时候，有人会继续推行这个计划，帮忙中国的大学图书馆走到这很平的世界的前头。谢谢大家。
马大任 2007年9月14日写于纽约法拉盛城为2007年10月31日到11月4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中美文化交流与图书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