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周刊 2008 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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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谓书生空议论 纽约九旬老翁赠书中国十万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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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顾近90的高龄，于2004年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发起了“赠书中国”计划。 从赠书计划开始至今，他已将三个集装箱的图书运抵大陆，现在又有两个集装箱快要装满了，总共收集西文图书近十万册。
“大概生来劳碌命，不做事情不舒服，今年又正是鸡年，不能闻鸡不起舞。”您能想到吗？这位在打油诗中誓要“闻鸡起舞”的作者，居然是位“青春已过八十五”的耄耋老人——马大任。 上面这首诗是马老先生在2005年有感于自己所创办的“赠书中国”计划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时所写的。 赠书中国 困难重重 马老先生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专业，获硕士学位。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的职位上退休，至今已逾20载。他深感现在中国的高等学府图书馆的藏书量远不及其研究所需，而研究又是一个国家学术领先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不顾近90的高龄，于2004年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发起了“赠书中国”计划。 这个计划简而言之就是在全美乃至世界的范围内，为中国的大学收集的各学科的学术书籍、期刊及档案。所有这些书籍和资料都是免费赠送给中国的各大院校，接受赠书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只需按收书比例负担部分运费和报关费。 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相当繁杂，甚至困难。 起初，这个计划提出后，马老先生得到几位朋友的支持，前后有15位同仁加入，联系纽约附近的教授和学者，向他们“讨书”。如果对方不能将书寄来，这几位老伙计就要自己去搬书。 2005年冬天，波士顿附近有一位老教授去世，留下了约3000本藏书，遗赠给马大任先生。马先生到那里三次打包整理，再把书运回纽约。 在赠书到达这计划在纽约的仓库后，马老先生还要去检查。如果包装有破损，他还要同他的老伙伴们一起重新包装，再用集装箱运至大陆。有时还要自己出邮费或运费将外地的赠书运到仓库。 中国政府明文规定，所有国外来书必须提供详细的图书目录，即书名、作者、出版年代、价格等信息都要如实列出清单。这一规定令许多海外赠书人陷入浩繁的工作中，对于以集装箱为单位运书回国的马老先生来说，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他与当时的教育部长周济协商后，获得特批，不用出具书单。赠书落地后再由中国海关检查。 从赠书计划开始至今，马老先生已将三个集装箱的图书运抵大陆，现在又有两个集装箱快要装满了，总共收集西文图书近十万册。目前，在旧金山以及纽约的布碌仑设有两个存放赠书的仓库。
马老和他的老朋友们在为收到的图书检查打包。 EP公司的工作人员关上装满了赠书的集装箱。 善巧方便 收集藏书 这样的收书赠书计划不仅有利于国内的大学，也帮助原来的藏书人传承文化遗产。马老说：“中国的知识份子本来有藏书的习惯，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藏书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文化财产。他们去世以后，如果没有后人，或者后人不是同行，藏书往往流失。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图书馆就有责任把重要的私人藏书收集并保存起来。” 每年有许多学者教授或退休、或搬家、或去世。他们数量庞大且质量上乘的藏书，此时往往要想办法处理掉。曾有一位美国图书馆员半开玩笑地说，他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看《纽约时报》的“讣告”栏，看看是不是有哪位教授或学者去世了。如果有，他就立即与其遗属联系，看是否可拿到死者的藏书。虽是个笑话，但这说明了一个收集藏书的有效途径。不过，马老先生说，这个办法不能“操之过急”，因为“你不能希望藏书人早死。” 马老先生算了一笔帐，在美国的华裔教授或学者有几十万人，其中已退休或去世，并有藏书的可有十几万人。如果其中的十分之一愿意送书，以每人两千本计，就可筹个两千万本。而且，这些一生研究学问的老先生的藏书必定有不少珍贵的专业资料，价值甚高。 募集赠书不仅需要消息灵通，还要懂得运用一些“交际手腕”，比如，在赠书上贴上赠书人的书签；赠书很多的话，就可建立一个以赠书人命名的特藏等。这样，书和人一起“流芳百世”。 作为从业几十年的老图书馆员，马老先生还十分强调档案的作用。作为第一手材料，其研究价值无可替代。比如，孙中山先生和在辛亥革命胜利前用的是哪国护照？这个问题很多史学家都不能回答，但是从美国国务院著名的“中国通”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的私人档案里却能找到答案——孙中山先生当时用的是美国护照。 三十年前，当马老先生见到巴金先生时，曾提出要收藏他的手稿。这也是后来位于北京的现代文学馆成立的始因。 在募集捐书的过程中，马老先生也饱尝艰辛。到目前为止，通过他赠书的许多是美国大学教授。他虽也向中国人“化缘”，或求书，或求经济支持，但三年来收到的书不少，但是收到的经济支持很少。朋友称他是老愚公，他自嘲是“讨书有些象讨饭，求爷拜奶常扑空”。 但马老先生还是坚持着。自八十年代起，他考察了中国的9省30余个大学后，发现那里的学术资料相当匮乏，以至感叹道：“（学术研究资料）少得太可怜了，我不能不做这个（赠书）计划了。” 中国的大学图书馆藏书不足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中国的大学在建国后由于经费紧张，模仿苏联的大学体系重教学，轻研究，再加上专业图书馆馆员数量有限，与殴美等国断绝关系，缺少学术交流等，进口的西文图书极少。这也是学术研究水平很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马先生介绍，以教学为主的大学本科与以研究为主的研究生院所需的图书不一样。美国本科图书馆的藏书不过二十万册，而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藏书则往往超过一千万册。现在的社会电脑普及，网络发达。不少人因此认为图书馆只要多装几台电脑就代替图书了。马老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网上可以找到许多书目，能全文阅读的图却很少。若要全世界的图书都上网，那还是一个“远大而渺茫”的工作。美国大学的图书馆每年的购书量不仅没有因为电脑的普及而减少，反而大量增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国恨家仇 发奋图强 当马老先生正在和记者攀谈这个庞大的赠书计划时，在一旁的马太太终于忍不住颇为激动的说到：“中国人一定要学习！”她承认中国现在强大了很多，也在努力学，但学得还不够。她不断以日本为例与中国比较。认为日本从一百多年前就更重视翻译引进西方的先进图书，其实研究水平也在很多领域领先于中国。而这也是日本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日本，马太太讲起她自己幼年的一段经历。1941年，在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还年幼的她随着在中央社供职的父亲一起，来到了新加坡。原来以为逃离了被日军侵占的天津，可以在有英军守护的新加坡得到安宁，谁知二个月后新加坡就沦陷了。马太太目睹了日本军在沙滩上用机枪扫射无辜的当地人。她说自己当时被“吓得半死”。那时日本人首先要抓的就是中国人，全家能活下来纯属侥幸。她因此深知一个国家必须强大才能保护她的人民，而知识可以带领国家进入富强。“很多事情我们要改！要拼命地赶上去。心里要这个国家好！”中国是我们的父亲，怎么会不爱？”她说。虽然这一生在国外的日子要比在国内长得多，但是她的心似乎仍留在祖国，停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 正因如次，马太太十分支持马老先生的赠书计划，她认为赠书计划其实是一种强国计划。 抗战期间马老先生本人曾在1938年志愿投笔从戎，后来考入在重庆的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外文系。1941年再度志愿参军，任著名的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译电员，翻译密码来往电信。他解释说，自己参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国家的号召，因为军队需要懂外语且背景可靠的年轻人服务。在参军一年后，他回到中央大学继续学业，于1944年毕业。1937年中央大学因为时局的关系移至重庆。而当时的汪精卫政府在原址上重开中央大学。因此重庆的学生称汪的中央大学是“伪中央大学”。没想到后来自己的大学被新中国方面也称为“伪中央大学”。说到此，他笑笑，似乎完全不介意。也许上天在他的一生里已经与他开过太多次玩笑了。 关于自己在抗战期间的经历，马老先生曾发表过《丘八与丘九——抗战时期的从军和上学》（温州《墨池》杂志，第六期，2002年），《回忆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学院——并怀念国际宣传史上的一群小兵》（台北《传记文学》，第72卷，1998年）等中文著作。 马老先生在1947年来美留学，1948年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他说，自己当年出国留学时，和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一样，都没有想过要留下，加之当时美国的移民制度不允许，大家都认为自己学成后会回国服务。自己后来留在国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内战。这点与现在的留学生十分不同。他还为此发表了《从留学到学留——留美小传之一》，收录于1999年出版的《留美八十年》中。 马老先生说， 现在的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学位后可以有很好的工作，比如在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工作，挣的钱比有些老教授多得多。可是向他们宣传“赠书中国计划“，鼓励他们为自己中国国内的母校捐钱捐书时，得不到多少回应。这多少让马老伤心，但他还是不灰心。他说，既然决定要做，就要坚持到底，不论有没有人帮助。他说：
“这个世界是傻子创造的，还是不要作聪明人。聪明人都在做股票。” 现在的马老先生在法拉盛深居简出。但仍然在为中国大学收集图书的事而努力。他说：“一个人不能只想到自己，必须想想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发挥什么作用？” **有意捐书或资助者可发电子邮件给马老先生：johntajenma@att.net. 记者张菁纽约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