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个月就满九十岁了，鹤发童颜的马大任先生说自己依旧“青春”。

一九四七年，曾是飞虎队陈纳德将军译电员的马大任二十七岁，从重庆新闻学院公派留学美国。当年三千五百美元的留学款，成了他耄耋之年放不下的一件心事。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与大学图书馆打交道，马大任做了一辈子图书馆员。他的履历表上列着这些头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道研究图书馆副馆长、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馆长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文负责人。

退休后在纽约定居的马大任不愿安享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生来就是劳碌命，不做事情不舒服”，他开始了四处“讨书讨钱”的奔波日子。“老天爷还不肯将我拿去，因为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做完。”

让马大任念念不忘的重要事情就是五年前开始的“赠书中国计划”。他和中国近代史口述史学会会长禤福辉、滋根基金会理事保延昭、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发起人陈宪中等几个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收集市面上难以买到的美国退休教授及学者私人藏书，出钱出力，把二十多万册专业书和研究性书籍打包装箱，先后发送了十六个集装箱到中国.

口述历史大家唐徳刚（已故）、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王念祖教授（已故）、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许倬云、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莎支唐教授、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纽约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熊玠、美国工程院院士暨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何毓琦、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丰纳（Eric Foner）、生物学教授杜卡(Jacques Dulka)、斯坦福大学电力系统和原子加速器专家曾安生、联合国专家顾菊珍和黄圣仪等等。一位又一位学术泰斗的私人藏书漂洋过海，排列在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二十几个中国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取消书库，马大任闻讯把所有书籍要下，装了一个多集装箱送给厦门大学。

马大任和几个老朋友的举动，被别人笑称“几个老愚公，好大喜空”。第一年，他们运走了一个集装箱，以后每年增加，前年一下子装了九个，这些奉献着自己退休金和老胳膊老腿的愚公们好开心，“我们做成了别人认为做不了的事情”。

日前，马大任和夫人胡明到旧金山长子家中小住，与中新社记者畅谈赠书计划，对祖籍国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无时不在。“一九四七年，我公费来美国念研究生，花的是老百姓的钱。六十多年我没有为自己的祖国做过一点事，唯一能做的就是我的本行：送书，还债，还中国老百姓的债。”

马大任多次回国考察了中国九省三十多所大学图书馆，发现藏书量严重不够，缺少研究性的书籍。他内心焦急不安，“美国大学研究型图书馆藏书没有五百万册就不够格。哈佛一千六百多万册，耶鲁一千二百多万册，北京大学大约只有六百万册，而且多是线装书，总数要打很大折扣。”

让马大任焦急的还有国内同行对旧书的误解。一位大学图书馆员说，对五年前出版的书没有兴趣，新书和电子书早就替代旧书。“这是对旧书的严重误解，甚至是一种无知。新书有钱可以买，有些旧书有钱也买不来，因为市面上根本就没有。”

一生都在与书本打交道的马大任，一遍遍强调说，“任何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人类的，个人的行为才能对社会有用。竞争靠创新，研究靠知识，知识最重要的载体就是书籍。一个国家的知识总量强，这个国家就不会弱。美国学生的知识总量超过中国学生，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弱势，赶上强国。”

“赠书中国计划”进行五年多，欣慰和焦虑一直伴随着马大任。书越寄越多，手头越来越紧，马大任把支付搬运的每一笔支出都看得很重要。台湾和香港留美学人捐助最多，而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们却鲜有出力者，尽管他们的母校就是捐书计划的受益人。马大任深感遗憾，“五年多来，总共只收到过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两个留学生的个人捐款共七百美元。”

义工们年纪越来越大，谁来接班也让马大任放心不下，在旧金山负责赠书计划的方振强、关从信夫妇年逾七旬，幸有吴靖等年轻义工加入。马大任“希望自己青春常在，更希望有年轻人参加我们的队伍，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