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在抗战时投笔从戎,担任飞虎队陈纳德的译电员。
● 他留学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 他任职多家图书馆,发起“赠书中国计划”。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海外系列
马大任小传
1920年生。1947年赴美深造,1965年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1976年出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1985年退休后受邀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著有《美国图书馆的东亚藏书》、《美国华人经济现况》、《西欧的中文藏书》等。
人到纽约Flushing(法拉盛),恍然回到中国,用中国话问路,竟也畅通无阻。进了马大任先生家里,仿佛回到了爷爷家。马先生脸色红润,谈话妙趣横生。提起“赠书中国计划”,马先生专门找出两首打油诗让我欣赏。
八五自嘲打油诗
青春已过八十五,应该在家享清福。
三个子女都孝顺,孙子孙女也勤读。
大概生来劳碌命,不做事情不舒服。
今年又正是鸡年,不能闻鸡不起舞。
所以决定去找书,把书讨来送大陆。
可能收到不会多,但是也不无小补。
讨书有些像讨饭,求爷拜奶常空扑。
有时碰壁伤脑筋,还为搬书劳筋骨。
往往有书弄不到,是我方法太落伍。
也许吃力不讨好,你说命苦不命苦?
八八自嘲打油诗
(兼谈“赠书中国计划”)
青春已经八十八,满头都是白头发。
耳朵已经聋一半,眼睛也是一半瞎。
幸亏医学很进步,让我做事还打杂。
女儿送我飞机票,我到中国去考察。
看到大陆现代化,工商企业都发达。
大学成立研究所,但是西书很缺乏。
缺书必须补起来,没钱也得想办法。
美国学人书很多,有些可以随便拿。
中国大学需要书,我就收来送给它。
学生教授看到书,大家都会笑哈哈。
提起“飞虎队”,马先生找出“飞虎队”当年的队徽,又说起一段往事:“我在史坦福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写信给陈香梅要陈纳德的档案,陈香梅回信:对不起,陈纳德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西点军校要了,而且美国国家档案馆要了。我马上回了一封信给她,我说有三个理由:第一,我是他的译电员。第二,最要紧的是档案能够让学者用上,西点军校外人进不去,档案给它就死掉了；国家档案馆里档案多得不得了,陈纳德的档案进去就是次要的。第三,史迪威将军的档案在我这里,已经有一位美国记者写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书,如果你要证明你的丈夫,必须把档案送给我,把陈纳德的档案摆在史迪威的旁边,让学者能够看得见。她收到我的信,马上就打了长途电话给我:我准备坐哪架飞机到旧金山,亲自把我丈夫的档案送来给你。现在陈纳德的档案在史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
提起中国的图书馆,马先生有许多感慨:“纽约的任何一个人,在他住的地方,走路可以走到一个图书馆。任何人有充分的自由看任何书,这里看了什么书,一概保密,全部免费。中国图书馆是外行管理外行。我到中国去,一定要去看图书馆,我自己调查了九省几十个图书馆收藏西书的情况,其差无比。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教育高素质的人才?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留学生:训练得很好,教育得很差。不把自己当人,而是当成工具,这不是教育,是训练。我自己打开一个窗口,希望大家了解图书馆的重要……”
马大任生于浙江温州书香门第,父亲马公愚是著名书法家。抗战期间,马大任参加童子军,辗转内地,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
南方都市报:你家是书画之家,从小有没有受到熏陶?
马大任:我父亲有一个章“书画传家二百年”,传到我是登峰造极,人家都说我是“大话家”,废话最多。我父亲和伯父是家学渊源,我也跟着学,我父亲跟我说:你如果书念得好,画也画得好,长大以后人家叫你“画家”,如果书念得不好,画画得好,长大以后人家叫你“画匠”。我父亲是洋学堂出身,英文很好,比我好,在中学里教英文。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我父亲认为青年不应该学书画,应该学理工,所以我高中是学理科,但是我理工科没有学成功,日本人打来了。上海成了孤岛,我们就在上海美专借读。
南方都市报:抗战的岁月怎么过?
马大任:国民党在抗战前就有规定,高中一年级之前必须受三个月的军训,我在上海读完中学,就到镇江去受军训,训练我们的是88师,八百壮士就是88师的。我们受训快完的时候,对我们讲话的中队长不见了,原来他已经到了上海,日本人打上海了。
我们回到上海,我家住在法租界,去了发现不能回到学校去,行李都损失掉了,那时候我们学校准备在租界里复校。日本人看不惯我们这些爱国青年,结果就用绑票的办法。我父亲就对我说:假如你想当顺民,就在上海,假如想当难民,就到后方去。我说:我顺民也不当,难民也不当,我当兵去!我就去参加童子军。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去考中央大学?
马大任:当时高中没有毕业的人可以同等学历来考大学,所以我就决定到重庆去考中央大学。我父亲一直希望我考理工科,可是理工科要考微积分,我没有学过,要“吃鸡蛋”,“吃鸡蛋”就考不起了,所以我只好考文科,就考了中央大学的外文系。我本来是想学历史系的。一个人可以报三个志愿的,就在报志愿的前一天,有一个历史系高我两班的同学王宁告诉我:你要学历史的话,一定要先念好英文,中国的历史学家许多人不懂外文,光在中国史里面打滚滚,视野不广,要成为历史学家,一定要先把英文念好。他在我临报考之前说服了我,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是外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第三志愿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我就考了第一志愿。
在中央大学读到二年级,马大任投笔从戎,参加抗战,1941年担任空军飞虎队陈纳德队长的译电员。
南方都市报:怎么在读大学期间进入飞虎队?
马大任:我进到中大之后,念到二年级,就进飞虎队了。那时候日本人把中国的空军打得一塌糊涂,中国不会造飞机,都是从外国买来的,人家把飞机叫“棺材”,因为一飞上去就被日本人打下来了。中国飞机根本就飞不起来了,因为教官要很多年才训练好,不能牺牲飞行员,没有办法,中国政府向美国借款买了一百架飞机,借了一百个飞行员。美国志愿队来中国支援,许多人都不晓得美国志愿队叫飞虎队,飞虎队的飞机上并没有画老虎的样子,画的是鲨鱼的样子,是队徽上有老虎的样子,才叫飞虎队。飞虎队是中国空军,不是美国空军。飞虎队的飞机比日本的飞机要大,要快,火力要大。
当时需要翻译,不能公开招考,一招日本间谍就混进来了,所以中国教育部就下命令,五个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可以自愿投军,并不是强迫的。那时候正好日本人派了27架飞机“专程拜访”我的大学,把我的蚊帐都烧掉了。所以为国恨为私仇都要报一下,我就投军了,参加飞虎队当翻译去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跟陈纳德接触多吗?
马大任:天天接触,我一收到密码就给他。他的房间里有一个中文秘书,兼我们的翻译长,隔壁就是我们两个译电员,还有一个会客室。陈纳德是鸡皮脸,很和气,从来不骂人,平常不大讲话。
南方都市报:飞虎队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如何?
马大任:作用很大,如果没有飞虎队,中国要等一年以后才有飞机来,那时中国被炸得一塌糊涂,重庆大轰炸一次死几万人。日本人很坏,晓得中国没有飞机,一架一架地来炸,一天到晚不断地有警报,很多人闷在防空洞里,又不能出来,结果闷死很多人。日本人有两种轰炸,一种是恐怖轰炸,一下子来了很多飞机,把你炸得一塌糊涂,一种是疲劳轰炸,整天一架一架地来,让你不能出防空洞。飞虎队来了之后,日本人就不来了。然后中国军队就主动地保护、攻击,进行反攻了。飞虎队就保护陆军打日本。没有美国兵的话,重庆、成都都会被炸得一塌糊涂。
一年后,马大任他回中央大学继续学习,在重庆新闻学院硕士毕业后,1947年由该学院保送公费赴美留学。在美留学期间,马大任先后获威斯康辛大学新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从新闻业转到了图书馆这一行。
南方都市报:从飞虎队回来后怎么继续学业?
马大任:1942年回到学校,照道理,我应该是1943年毕业,中央大学就反对:你没有念书,结果我就迟了一年毕业,在1944年毕业。当时外文系假如要出国留学的话,非常困难,庚款因为抗战的关系,外文系让人觉得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理工科。我毕业时,外文系已经有十年没有公费出国的机会。外文系的学生如果要出国,只有一条路,就是考外交官。考进外交部假如服务两年,就有外放的机会,放到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像英国、法国,就可以在晚上念夜校,辛苦一点就是。这是外文系唯一的办法,除非你家里很有钱。
那时候还是抗战,国际宣传人才非常缺乏。董显光负责国民党的国际宣传,董显光正好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同学,他就跟这个同学说:你出教授,我出学生,在重庆成立一个重庆新闻学院。不过董显光非常聪明,他晓得外文系毕业的学生都要到外交部去,就打广告:在这儿念书,服务一年,头十名公费出国。这个条件比外面好得多。我是外文系毕业,不出国就好不到哪儿去。一下子,董显光就把三十几个英文最好的学生招过来了。重庆新闻学院就成立了,我念了一年毕业后,就开始服务了。本来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办报纸。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去美国留学?
马大任:我争取到了前十名,当时有一个规定:拿两千美金的外汇,要行政院长宋子文亲自批准。庚款是一千八,宋子文可以批准,我们的奖学金是三千五一个人,多一倍。我在国内已经把硕士论文的资料找好了。我的毕业论文是写美国对中国新闻的影响。中国的新闻事业,美国的贡献很多。我拿到硕士学位,三千五的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想念博士,一打听,全美国没有新闻学的博士学位。我就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念政治系。
马大任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大学图书馆负责管理中日文图书,1965年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1976年应聘出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1985年在荷兰退休后,受邀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直至1992年第二次退休。退休后,马大任发起了“赠书中国计划”。
南方都市报: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发起这个“赠书中国计划”?
马大任:中国经过长期的抗战和内战,外汇严重缺乏。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所能分到的采购西书的外汇当然很有限。而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使图书馆员成为“惊弓之鸟”,很怕收进政治不正确的书。“文革”的时候,大学的西书采购几乎完全停止。1978年我第一次回国,拜访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西书采购的梁思庄副馆长,她是梁启超的女儿,我的老学长。那时候她已经是70岁左右。那时大陆女的退休年龄是50岁。她这位逾龄二十来岁的老人还在工作,我很奇怪,就问梁大姐: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在工作?她叹了一口气说:“‘文革’的时候,北大图书馆采购西书的外汇被四人帮冻结了。北大已经十年没有买一本西书。现在可以买西书了,但是全馆没有一个人知道选购西书的方法,所以我这个老太婆不能不来帮忙。”
南方都市报:现在这个“赠书中国计划”实施得怎么样?
马大任:“赠书中国计划”是建议收集在美国的学人和教授的藏书送给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同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依照接受美国几个机构的赠书的办法接受我们的赠书。这计划提出之后很快就得到几位热心的朋友的赞成。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积极推进这个计划。
我们写信发给纽约附近的学人和教授,很快就得到几位退休和去世的教授和学人的私人藏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给我们62箱的书。纽约市立大学下城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胡千里送了我们40箱的医学教材和参考书之后,继续替我们选择市大各校图书馆剔除的书中可用的书。中国还没有太多的大学知道这个“赠书中国计划”。但是听到这计划的大学几乎没有一个不向我们要书的。中国大学图书馆缺书的现象非常普遍。内地的大学尤其严重缺书。所以我们必须继续收书并扩大收书的范围,收集更多的书给他们。收集藏书需要有财力和人力的支持。以后这“赠书中国计划”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财力和人力的后继。我们急需征召年轻的朋友参与,更必需募集收书的费用。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我们这个计划的工作中。
本报特派美国采访/摄影: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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