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任1920年出生于温州百里坊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马公愚，为著名书法家。从幼稚园、小学到初中他都在省立十中(现温州中学)的附属学校及总部就读。也曾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高中。高中未毕业，抗日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后考上中央大学外文系，曾当过中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译电员。服务期满后他回校继续学习，中央大学毕业后考进重庆新闻学院，毕业后服务两年。1947年由该学院保送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威斯康辛大学新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他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布道研究图书馆任副馆长、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负责中日文图书，1965年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1976年应聘出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1985年在荷兰退休后，受邀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直至1992年第2次退休。他还担任过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华东师大、东南大学访问教授，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会长。现为美国赠书中国计划基金会会长。出版中英著作数十种。陈莉莉/图
马家在温州是个大家族。自清以来，以诗文、金石、书画传家凡三百年，如马孟容、马公愚、马辅等都是书画名家。我们专栏已访谈见报的就有马骅、马大康、马亦钊三位，是采访的学人最多的一个家族。
今天，在上海又见到了马氏家族中的另一位学人马大任。
近日，马大任从美国到上海，住在莘庄妹妹马大望家中。马家附近路上行人车辆来来往往很喧闹，但马家居住的寓所很安静，一排笔直的银杏被深秋染成一身的金黄，在夕阳下金光闪闪，格外耀眼——让我想起这就像是马先生的生命追求和人生状态。
已经89岁的马大任先生清瘦、清爽、精神。脸上少有皱纹，白晰的皮肤与马骅先生有点像，也许这是马家标志性的肤色。虽然他头发花白，但好像未曾掉过，依然整齐地梳理着。他穿着杏黄色羊毛衫，里面是件褐色格子衬衫——很多年轻人往往也是这副打扮。他性情幽默风趣，也很谦和。当我问是否还能说温州话时，他说了一句十分地道的温州俚语——温州话门拄(忘记)了，爬窗里出。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我说，这句温州俚语，不少温州人不会说了，您老还记得。于是，我们就用温州话交谈了，马家的会客里洋溢着乡情的温馨。
一天一所大学
金：当我听到您老耄耋之年仍在为赠书中国计划奔波，这次又从美国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来上海，还曾担心您能否吃得消，想不到您的身体真棒，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次来也是为赠书吧，到目前止你们已经捐赠了多少？
马：是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为赠书中国计划。这次回来，一天一所大学，先是复旦大学，后是华东师大。他们都向我们要书，我与他们协调和解释，他们都很理解，也很支持。
你问已经完成了多少，我可以给你一个最新的数字，今年已经有5个集装箱抵达青岛了。其中3个集装箱从纽约起运，有2个是从波特兰起运的。至此，我们已有8个集装箱10万多册图书运抵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是上百名中外学者无偿捐献的，一部分图书是赠书者特别指定捐赠给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十几所大学。有的没有指定的，由海洋大学开箱上架。
金：这个赠书中国计划真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好像没有先人做过这么大规模的赠书计划吧？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这个计划的？
马：那是1978年，我第一次回国。当时我是以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身份访问姐妹学校北京大学的。北大图书馆负责西书采购的副馆长梁思庄接待了我。梁思庄是梁启超的女儿，是193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毕业的老学长。她说：“北大已经十年没有买一本西方书籍了。现在‘四人帮’下台了，可以买了，但是全馆没有一个人懂得如何选购。”当时我想北大尚且如此，国内其他大学图书馆缺乏西方书籍的情况可想而知。
所以，每次回国都对大学图书馆进行调查，我访问了广西、吉林、陕西、贵州、浙江等9个省市30多所大学图书馆，发现一些大学图书馆懂得西方书籍的采编人员确实不多，不但使大学失去西方书籍的信息，也减少了图书馆的藏书总量。于是萌发了这个赠书中国计划的想法。2004年正式实施，这个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子女的支持，他们是我的经济后盾。
与朱家逃难枫林
金：令尊马公愚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素有“艺苑全才”之誉。其书法，篆、隶、真、草，无一不精，真草取法钟、王，笔力浑厚，气息醇雅；篆隶更具功力，书名遍播大江南北。当年您在他身边有否学习书画？
马：我们家的老屋在百里坊，大家庭中人又多。记得“臻大”马骅与我们兄弟姐妹年龄相差不大，还在一起办过杂志，“臻大”马骅写诗，大恢写散文，我画杂志的封面，像模像样的。只是办过一期，现在找不到了。
小时候常见父亲写字、画画，非常想学，而且父亲也认为我的字写得还可以，但他又认为“书画救不了国”，要我学习理科，以投身救国。因此，在上海中学读理科，高一读完后便到江苏镇江参加军训。1938年18岁的我投笔从戎，参加“第一军随军服务团”，在陕西凤翔县服务。
金：根据记载，写过《温州踪迹》等散文的朱自清先生曾经在温州中学教书。当时因为战乱，他的家眷曾随你们马家逃难到永嘉枫林，当时您老是否在场？
马：当然在啊，我已经五六岁了。那是1924年暑假，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与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江浙战争”，当时盘踞福建的军阀孙传芳也属直系，为配合齐燮元，便命其师长彭德铨率部抄袭浙南。9月中旬，彭德铨攻下平阳，进军温州，温州居民纷纷逃到山底避难。这时，朱自清先生只身在宁波、上虞教书，老母、夫人和三个子女，均在温州，全是老弱妇孺。当时家父正在省立十中(现温州中学)教书，与朱先生交往甚密，深知她们的处境，便请他们随自己家人一起到永嘉枫林去暂时躲避。因此，大哥、三弟、妹妹和我都居住在枫林清监察御史徐定超家中。“臻大”马骅的姐姐马志莲是徐定超的孙媳妇，我们有亲戚关系。
儿时，我是很调皮的。记得徐家养了几头水牛耕田，每天要牵到河边喝水。一天，看到水牛要回牛栏了，我搞恶作剧，故意把栏门关上。不料，牛用头角破门而入，把牛栏门撞烂，从而闯了祸。现在想起仍觉得不应该。
任“飞虎队”电译员
金：几十载过去了，儿时的淘气变成了美好的回忆。听说您曾经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的电译员，那您一定知道其夫人陈香梅女士吧？
马：是的。“飞虎队”的正式名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飞虎并非机头标志，机头画的是鲨鱼。由美国退休飞行教官陈纳德任队长。
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由于队徽是一个飞虎，于是这队的俗名就叫“飞虎队”。
我那时已经是中央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飞虎队需要翻译，我就自愿从军当翻译，被分配为陈纳德的译电员。陈纳德将军的办公室就在译电室隔壁，面积也不大。我们是24小时值班的。我在陈将军身边工作时，陈香梅还没有出现，不过我见过她，那是后话了。
金：据我所知，图书馆馆长大都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学者。您在美国出任过好几个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的负责人，便可见您的专业水平了。您开始时学的专业是新闻，后来为何转向图书馆学？您的主要成就是什么？
马：抗战胜利后，我从昆明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读书，毕业后临近考进重庆新闻学院，工作两年后，1947年由学院保送公费赴美留学，读的是新闻专业。在美国我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把研究生课程读完，并获威斯康辛大学新闻学硕士。但是，在美国吃新闻饭不易，又听说美国图书馆专业缺人，毕业后好找工作，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再读硕士。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至今还是个老图书馆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布道研究图书馆我是副馆长，馆长是位美国人，中文名字叫毕范宇。他读四书五经比我还熟悉，是个中国通。1961年，我到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负责管理中文图书。刚去时，这里的中文图书仅2000来种，我花了4年时间，发展到12万册。
我认识陈香梅女士是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任馆长期间。一天，我想把陈纳德将军的档案归藏胡佛研究所，通过“飞虎队”的翻译长，联系上了陈香梅，并提出要求。她却说，西点军校和美国国家档案馆都问她要陈将军的档案。我不死心，再三说明理由，她才同意将陈将军的档案送给我馆，并亲自将档案送来，我就到机场接她。现在陈将军的档案在胡佛研究所。这可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再就是1976年应聘出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后，我发起成立了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担任第一届会长。
担忧计划后继乏人
金：您能说说在实施赠书中国计划中的故事吗？也给故乡温州捐赠了？
马：新中国刚成立时，与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收购西方的书籍很少，因而中国各大学图书馆严重缺乏西方书籍。而我们这批学者当年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书正是这些中国奇缺的书籍，现在不少人退休了，可以将书送人。所以我就设法把他们的书收集起来，送到中国。其中有欧洲史专家袁澄去世了，其家属捐赠3000册藏书；国际经济学权威王念祖去世，家属捐出大量书刊、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来了62箱图书；著名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退休教授许倬云捐献51箱书；新泽西的老先生宋安华收集了60多箱周围学人的赠书；牛津大学出版社捐献了270多箱近年出版的图书和该社图书馆的藏书；纽约医学研究院图书馆部主任贾英一人就捐书116箱；联合国退休职员王汝梅病故后，他的夫人将他65箱藏书捐赠出来……目前这些书大都落实到各大学图书馆。
温州是我故乡，我当然不能忘记，2005年底，我从第一批“赠书中国计划”中分出约2000册赠送给温州大学。
可是，我担忧这一计划因后继乏人和运费短缺而陷入困境。我希望有人能接过去继续做。
金：您经历了丰富的军旅生涯、书斋问学和国外飘泊的漫漫人生路。你有何感悟？
马：我做赠书中国计划是还债，因为我从幼雅园到研究生毕业，读的都是公立学校，没有交过学费，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教育我长大的，现在我要回报。
现在祖国强大了，是你们在国内努力的结果，祖国的强大提高了我们海外华裔的社会地位，所以我一定要谢谢你们，谢谢祖国，谢谢家乡。
